2024预测二 | 公募基金会将成为“第三方筹款服务商”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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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

在环境资源诉讼法律研究中心成立会议上，主办方介绍我是多年从事环保工作，依然是环保先锋的时候，颇有感触。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先锋这个词了。反而是很多人看到环保公益事业变得更加艰难了，很多环保组织工作老掉牙的内容，或者一窝蜂追赶政府的热点工作。

在我看来这是因为我们国家环境保护的问题，进入到了攻坚战的状态。原来的表层的浅显的环境保护问题变得简化，很多环境问题需要公益组织更加垂直的深入工作，而不是横向表面的去擦拭。为此我们特别约来三篇文章。以供环保同仁指正批评。

林启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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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有一些做公益、做环保的朋友，主动退出了民营公益的阵列。他们说，我们还是去做商业的好。做民间的商业，一样是创业，但办理各项证件就顺畅得多，经营环境也相对宽松，有些时候甚至可以得到政府的优惠与恩赐。而做民间的环保，民间的公益，似乎处处都让政府恐惧和防范，政府根本不诚心支持，一味只想着让环保组织早点从地球上消失。好像环保组织不存在了，环境问题就不存在了，政府就可以睡安稳觉过安生日子了。

这些“退出民间环保”序列的人，可能还看到了另外一个困境，就是民间环保、民间公益，通过互联网募捐平台，募集资金越来越艰难。做个公益都像在过政审，时时刻刻要自证自己的清白。事情还没怎么开展，表格就填写了一堆，许愿与表忠的话就糊满了纸面。如果做公益不能面向社会进行倡导，如果不能面向社会筹措资金，那么，做公益就没有真正实现社会发动，做公益就会变成非常小众的甚至是极为狭隘的个人行为。而这样的发展状态，恰恰是与公益的基本精神相违背的。

做公益是一个人思想自由与行为自由的必要体现。一个人随时可以因为关心社会而成为公益人，一个人也可以随时不关心社会只关心自己。在这自由进出之间，是没有任何的障碍与疑虑的。但在今天的中国，做公益需要太多的思想斗争，比去“干坏事”的阻力还要盛大。既然如此，那么，最好的变通之术，就是成为民间自由的商业人，通过经营商业来实现自己的公益理想，而不必承受做公益的束缚与压力。

某种程度上说，这与公募基金会的失职有一定的关系。在中国做公益的艰难，往往体现在这个人必须十项全能上。他既要会行动干预，会倡导，会组织，会策划，会传播，会带队会团建，还要会筹款，会与政府沟通，会与企业协调，会联协所有的利益相关方一起成为问题的解决者。这“十项全能”如果压迫在一支团队身上，还有可能再逐一分解，某个团队成员只需要负责某一项具体的任务。但悲摧的是，公益行业的人员极其珍贵，一支团队往往只由一个人组成。于是，一个人就要发挥所有的功能。

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既然不可能，那么能够做出的选择就是两个，一是简化和锐化，只做自己能做的和想做的；二是随机化和偶然化，只做自己能做成的和能做到的。做不到点的就任其在那荒废，接不上力的就只能随其在那里断点，保温不了的当然就放手其重新凉凉。

在中国公益的凄凉，就在于社会的辅助系统不健全，其他资源体的匹配能力和协作意识太差。这导致公益目标只能由公益人长时间孤军奋战，其他人要么不闻不问，要么只当看客和路人。在公益人最需要辅佐的业务刚需中，“筹款”或者说源源不断的资金供给，是社会目前最为匮乏的。

当然，也由此证明，公益人的筹款服务，在当前是最有发展前途的。很多人相信，中国会出现强大的第三方筹款服务体系。而最容易成长为第三方筹款服务商的，当然是中国当前数以千计的公募基金会。

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中国政府出台的法律里，把基金会硬是要区分为公募基金会与非公募基金会。但既然已经这么分了，一时半会也难以改变，那么社会公众就只能顺从之余，再基于其作为的意愿，与适合的伙伴开展合作。更神奇的是，此前的公募基金会也好，非公募基金会也罢，还像政府一样分出层级，分什么国家级公募基金会，地市级公募基金会。好在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这行政区域的僵化意识，才逼迫基金会不再“论资排辈”，只要是公募基金会，理论上都可以面向全世界的人开展资金募集，都可以接收全世界的捐赠。当然，也可以把资金花费到全世界所有有需求的地方，只要这家基金会自己愿意。

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的大量出现，迅速改变了公募基金会的竞争力，也改变了公众对公募基金会的认知，更改变了公募基金会的业务走向。此前，公募基金会有可能想通过下发文件来募集资金，今天看来这显然不太可能了。此前，公募基金会想共享募捐牌照来留存一点管理费，今天来看，这样做的后果也不是太乐观。此前，公募基金会把设立专项基金的门槛设置得非常高，以此堵塞公众参与公益的积极性，今天看来，公募基金会收“管理费”的传统模式，将向收“服务费”的传统模式转变。

公益组织由于要参与解决社会问题，因此，必须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倡导和执行上。虽然在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，传播就是行动，行动就是筹款，筹款就是传播，但终究，公益的风火轮不可能依靠单个人来驱动，必须有多角色来共同赋能；尤其是需要不同的擅长者，释放出最大动能，才可能让“公益飞轮”越转越快。

这样，公募基金会势必就要向公益筹款的策划、实施、组织、投资方向演变，而不可能只是静态地分享一下募捐通道，就坐享募捐的数额后再提取固定比例的管理费用。这样，公募基金会就必须招募一批富有筹款倡导力的工作人员，通过服务捐赠人帮助其设计更多筹款产品的方式，成功地与资金的需求方或者说公益的行动者有效衔接，促进社会公益能量的高速流通，触发更丰盛与可观的公益效能。

这样，公募基金会的收入方式也是存在着巨大的变量，做得好的，完全可以收取更多的佣金或者说提成。当然，公募基金会也会兴奋地发现，带动公众的过程，其实就是引领更多的人做公益的过程，更是改变社会公益意识的过程，是营造社会良好公益氛围的过程。

倒也不必一定全由公募基金会自身的全职团队，来承领所有的第三方公益筹款服务。一个社会只要开放了机会，就一定会有许许多多愿意抓住机会亲身入场的人。所有愿意协助公益行动者筹款的人员或者团队，都可以与公募基金会合作，派生出一支又一支生机勃勃的新型筹款团队。这样的团队可以自己先行投资，可以富有新奇的筹款创意，可以与互联网募捐平台，以众多的企业和个体捐赠人，生发出各种让人耳目一新的筹款服务、筹款产品与筹款活动。这样的社会，才是最富有公益生机的社会，也才是社会问题容易得到更多力量共同参与解决的社会。